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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卷 长白迷雾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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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摄影师的烦恼

    我叫赵士雄，1990年在东北出生，却因父亲的工作关系在皖南长大。

    2013年我大学毕业之后，去了一家大型建筑企业工作。工地生活枯燥乏味，又少有休息，不过好在我特别钟情摄影，背着一只单反，假期短了，就跑到工地附近的山里，偶尔遇到长假，就兴冲冲地赶往名山大川。若说这山里山外地跑着，顶多算是苦中作乐，但对那段时期的我来讲，可以说是意义非凡，偶尔接到一点私活，还能赚点外快补贴家用。

    然而从2014年开始，这爱不释手的相机却给我带来了无尽的苦恼。

    那一段时间，我的照片里经常突然出现一些奇怪的东西：人骨、人头、人发…千奇百怪，数不胜数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以为是某位黑客的恶作剧，专门折磨我们这些籍籍无名的新手摄影师。但专业人士检查一番之后，表示无论相机还是电脑打印机、硬件还是软件，都没有被做过手脚。

    周边同事和我提起泰国恐怖片中恶灵缠身的桥段，一致认为我遭遇了超自然事件。

    虽然我承认有些事情玄之又玄，不过我可是受过十几年唯物主义教育的新青年，这些在我看来多多少少是可以用“科学”解释的，于是我便决心主动出击，在实地考察中寻找真相。

    事实告诉我，这不是玄学事件。因为当我壮着胆子去考察之后，才发现这些残肢断臂不止存在于我的想象和照片之中，它们有的埋在土里，有的挂在树上，深究起来，其背后都是些赤裸裸的、骇人听闻的故事。

    这些都不是一介草民能解决的，我只能如实报告公安机关，并且“指认现场”、配合调查。

    如果只是一次两次，我还能安慰自己只是运气不好，毕竟警民不分家，我这也算是帮人民警察出了份力。

    实际上我每个月四次出游，有三次都能遇到这种糟心的事件，时间长了，我自己也就麻木了。不过公司领导和同事可不这么想，警方频频申请协助严重影响了我的日常工作，不能为公司带来效益，还要按时支付我工钱，领导早就“欲先辞我而后快”，身边同事更是视我为“瘟神”，巴不得我早点卷铺盖滚蛋，生怕把厄运带到他们头上。

    亲朋好友认为国企编制来之不易，劝我放下相机，安心工作。我权衡之后，认为摄影这行是英雄不问出处的，便索性辞职做了全职摄影师。

    辞职之后，有小报媒体找到我，把我奉为“正义使者”、挖掘黑暗真相的“民主斗士”，想高薪聘我为通讯记者，专为他们拍照，制造所谓的爆炸性新闻。

    本来是件“强强联合”、“互利共赢”的好事，可我听了却大怒，说你们更狠，别人把我当瘟神，你们还要利用“瘟神”，滚滚滚，赶紧滚蛋。

    没有了固定工作的羁绊，我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般，整日纵情山水，搜集天地风光，虽说照片里仍然会不时出现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，但总算是瑕不掩瑜，一时间我在摄影小圈里也是小有名气。

    然而好景不长，我招惹脏东西的事还是在圈子里小范围传开了，没人敢要我的图，于是我再一次失业了。

    家里人思前想后，一致认为我是招惹了某个不愿离开人世的怨灵，便带我寻访许多国术高手、玄学大拿，银子花了不少，但却毫无效果。

    其实我这事也没什么，只要我不去照相，那些东西便不能影响我半分。可我这人就是倔强，或者说是迂腐，偏偏就不放下手里的家伙。从那时起，父母开始经常性地吵架，直到有一天，母亲在和我父亲争吵的过程中，把我的相机和镜头都砸了个稀巴烂。

    诸位是否有那种信仰崩塌、生不如死的感觉？摄影便是我的信仰，那时我觉得自己的一生都毁了，不如一死了之。在我做这个决定的前一天，我躲在屋子里，一笔一划地写了封“遗书”，无非就是感叹自己命途多舛，对不起父母，对不起国家云云。夜里，我在桥边吹着冷风，半斤白酒下了肚，又开始伤春悲秋，不觉泪流满面。

    路上行人渐少，我借着酒劲，从桥上一跃而下，心想自己屈辱又短暂的一生终于解脱了。

    迷离中，我好像梦到一群人围在我的身边，我的母亲伏在我的身体上痛哭，父亲眼圈红红的，指着我，一边哭一边骂我是个窝囊废，而我小学暗恋的对象，此时正挽着一个帅哥的胳膊，毫不掩饰地大声嘲笑我。

    后来，在胸腔和鼻腔的剧烈疼痛的刺激下，我醒了过来，猛地吸气，又猛地咳出去，全数喷到了对我进行急救的人身上。周围的人一阵欢呼，我看着父母和周围的一切，不由感叹：活着真是太好了。

    听说救我的是一个满脸胡茬的大哥，不过他却在把我捞上来之后就默默离开了。

    父亲终究还是无法看着自己的儿子自甘堕落，过了年后，他请了一个月假，带我回东北找他几乎从来没提过的老爹，也就是我的祖父。意识里，我认为祖父母早早就去世了，也从未有过思念祖父祖母这种感情，仿佛我的世界里就没有祖辈的概念。

    突然多出个祖父，这个消息让我十分兴奋，回东北之前，我用自己的积蓄偷偷买了套二手尼康，还想着去拍个雪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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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老黄岭的女尸

    第一次回到东北，我发现这里没有想象中的冷，背阴处确实还有积雪，但向阳处早已经融化，马路上的雪被车尾气一烘也化成黑乎乎的雪水，车轮碾过飞溅地到处都是，想来和南方比起来也没什么区别，只是树木都光秃秃的。

    没一会工夫，父亲已经联系好了车，包车150块钱，据他说那偏僻村庄里根本就没几户人家，所以也没有班车，我赶紧去旁边超市买了点水果、蔬菜还有些肉片，想了想又买了壶散酒，上了一辆有些破旧的面包车。

    司机是一个健谈的大哥，一开始和我父亲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，感觉到我父亲不太想说话，就找到了坐在副驾驶的我，不断抱怨这年头伙计不好干，自己上有老下有小的，身体还不好，压力颇大。这要是在以前，我还会深表同情，现在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，哪有心情去理他。

    汽车渐渐驶离这水泥森林，进到县道里，公路边的农田被白雪覆盖，茫茫望不到边，偶尔有几户人家出现，零零散散。不久，汽车开始往七歪八扭的山上爬，这里阳光照不进来，地上还结着冰，话痨司机也闭口不言，全神贯注地握着方向盘。

    即使车速降到最低，我还是害怕得紧，生怕这车坠到那山谷里。

    所幸司机的车技和运气都不错，我们平安到达了山顶，司机停下了车，说是要等太阳再大一大，不然可不敢下山。

    我松了一口气，就怕这司机逞能强行下山，那只怕真的要出师未捷了。父亲和这司机下车抽烟，我不抽烟，从包里掏出相机，披上衣服下了车。

    好家伙，刚一下车，一阵寒风就迎面吹来，呼呼地往领口里灌，我赶紧把拉锁提到下巴，把事先准备的手闷子戴上，在这高山之上眺望这北国风光。

    “这岭子叫老黄岭，小时候老头子经常带我来这里采蘑菇，捡松果。”父亲见我看的认真，走到我身旁解释道。

    父亲管我的祖父叫老头子，我是理解的，这么多年都不回来看一眼，应该是父子间有了隔阂。

    身后引擎轰鸣声传来，父亲丢掉手中的烟头，用鞋底碾灭，招呼我一起上车。

    我抓紧时间按下快门，记录下我在东北的第一张照片，可当我看到相机里的照片时，感觉后脑勺仿佛被人狠狠敲了一棒，差点晕了过去：阳光从盖满白雪的松树之间照射进来，而一棵挺拔的松树之下，赫然有一堆乌黑突兀地附着在上面。

    一年来我被这东西折磨地不轻，当即就认出那是团乌漆墨黑的头发。好死不死！没想到跑了大半个中国还是逃不脱命运的束缚！

    我向身后大声呼喊，父亲和那司机都跑了进来，看见那东西也是“嘶”地吸了一口凉气。我父亲当即打电话报了警，那司机倒是毫不避讳，竟伸手去抓那被冻得硬邦邦的头发，并把那玩意往出拉。

    可能是下部冻得粘连了，他这一番拉动毫无建树，就开始左右晃动，这下把那周围的积雪全给抖落了去，露出了正主：一具女尸，穿着冬天的衣服，瘫靠在一棵松树下，头发很长，脑袋耷拉着，眼睛闭死，嘴半张开，里面还有少量积雪，皮肤水分缺失，未见明显腐败的迹象，看样子才死了不久。这女人穿着时髦，看上去最多三十岁，甚至可能更小，父亲一直叹气摇头，说正是大好年纪，真是可惜了。

    我皱着眉，总感觉这些许干瘪的面孔十分熟悉，但怎么可能？

    没过多久，山脚下乌拉乌拉的警笛声传上来，一辆巡逻车和一辆箱货停在我们的车后面。巡逻车上下来三个警察，那箱货上下来一个穿白大褂的，还有两个穿蓝色工装的中年男人。警察绕着几棵树缠了一圈警戒带，把我们几个请了出去。

    一个中年警官很是客气，说外面太冷，招呼我们进车里休息下，做下笔录。这桩案子显然与我们无关，笔录也就是简单询问一下我们发现这尸体的经过。

    做完笔录之后，他让我们先下车，暂时不要离开。这我们自然不会有异议，老老实实爬回那辆破面包车上。

    那巡逻车呼地开进了山下的村子里。没过多久，又开了回来，在路边稳稳地停好。